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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氏義莊作為慈善機構何以運轉8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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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發表評論 2013年08月06日10:41 來源:法人  作者:張軍

  張軍

  湖北經濟學院新聞系主任,教授,出版有《鄂豫邊區政權建設史》、《民國學人散說》、《民國那些大師》等學術專著;另創作有《蔣介石五大主力興亡實錄》(大陸版、臺灣版)、《血戰大武漢》、《陳誠:1940-1943》(大陸版、臺灣版)等多部長篇紀實文學作品。2010年11月受哈佛大學邀請進行學術訪問;2011年3月在鳳凰衛視制作的紀錄片《鳳凰大視野·雄關漫道》中擔任評說嘉賓。範氏義莊作為慈善機構何以運轉800余年範仲淹所創辦的範氏義莊開創了中國非宗教非政府的民間慈善事業的先河,他所訂立的範氏義莊的規矩,為這一慈善組織的八百余年的運行奠定了厚實基礎,也為現代慈善事業提供了諸多啟迪在近世萬千讀書人中,相信少有人是不知道範仲淹的,也相信少有人是不知道範仲淹的“憂先樂後”的名句的。作為“為天下事奮不顧身”的文人代表,範仲淹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其廉潔自持的道德情操和民胞物與的博大胸襟,已經在,而且還必將在中華民族的歷史星河中閃耀著獨特的光芒。

  然而,知道範仲淹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的,恐怕未必知道他還是慈善家,他所創辦的範氏義莊開創了中國非宗教非政府的民間慈善事業的先河,他所訂立的範氏義莊的規矩,為這一慈善組織的八百余年的運行奠定了厚實基礎,也為現代慈善事業提供了諸多啟迪。

  範氏義莊開創了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個新時代

  範仲淹出生於蘇州府吳縣,幼時,範家十分貧困。他二歲喪父後,母親謝氏因家中困頓,不得已改嫁山東朱文翰,範仲淹亦更名為朱說。等稍長明白自己的身世後,範仲淹羞愧不已,毅然拜別慈母,離開朱家,到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應天書院,追隨大儒戚同文求學,以期改變自己的命運。其間,貧寒的境遇,始終激發著他刻苦學習的熱情:冬日夜裏,學至人靜,為驅趕疲勞,他常常以冰水洗面提神;平常日子裏,他晨起煮粥一碗,劃為四塊,早晚各食兩份,配以少許鹹菜,以裹腹充饑,也為學習多留些時間,歷史上的“斷粥劃齏”故事即由此而來。正是在這般苦學之下,數年間,範仲淹遍讀經籍,二十七歲考中進士,從此踏上仕途,隨即將母親迎回奉養,恢復範姓,返本歸宗。這段人生經歷不能不在範仲淹的思想中刻下深深的印痕:試想一想,倘使範姓家族設有相互賑濟的制度,範父去世後,能得到同族的接濟,範母何須改嫁,範仲淹又怎會改名朱說呢?這不能不說是他後來捐義田、創義莊的一個遠因。

  戚同文對範仲淹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戚同文是有宋一代學高德劭的大儒,《宋元學案》之《高平學案》評介戚同文說:“先生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裏貧乏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有義為貴,焉用此為?"由是深為鄉裏推服。”作為自己深為敬重的老師,戚同文的濟人行為自是會給範仲淹以深刻的影響。

  正因如此,所以範仲淹“未顯貴”時,即有博施濟眾之願,到他擔任右司諫、陜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參知政事,及鄧州、杭州知州時,他便利用俸祿、賞賜等的所得,救濟窮人。為此歐陽修評價範仲淹說:“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好友富弼也追憶說:“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富賤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指鎮守邊關,引者註),賜金銀甚多,而悉以遺將佐”。

  在血緣宗法成為維系社會人倫關系最重要的紐帶的封建時代,家族也自然成為範仲淹幫助的主要對象。皇佑元年(1049年),範仲淹作杭州的地方官,這一年他六十一歲,兒子們見他年齡大了,便建議他在洛陽做別墅,修園林,以作養老之地。範仲淹卻說:“人茍有道義之樂,形骸可解,況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而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高位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余,宜以蜩宗室。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所以他在《告諸子書》中更剖白心跡說:“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茍祖宗之意無親疏,則譏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者,積德百余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顏入家廟乎?”

  於是,在“臨財好施”的天性作用下,在“利澤生民”的道義感召下,在“先憂後樂”的責任激勵下,範仲淹在知(意為管理)杭州期間,經與堂弟範仲溫商量,在吳縣購買了千畝好田,“計族人口數而月給之;又理祖第,使復其居,以永依庇”,以讓宗族中“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

  這就是範氏義田、義莊的由來。只是就怕連範仲淹也沒有想到,他的這樁個人行為卻開創了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個新時代,從此以後,民間的非宗教的慈善活動開始載入中國慈善事業的史冊。盡管範氏義莊建立後不久,範仲淹即因病去逝,但他的子孫秉持他的理念和訓導,不斷維護、拓展範氏義田的規模,傳播、弘揚範氏義莊的聲譽,使範氏義莊歷元、明、清乃至中華民國的八百余年風雨而綿延不絕,成為中國慈善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民間慈善組織。時至今日,追尋範氏義莊八百余年屹立不倒的成功奧秘,對現代慈善活動的組織與管理仍不乏許多借鑒意義。

  科學決策和民主監督機制是慈善事業正常運行的基石

  事業要長久,管理是關鍵,而頂層設計既是管理的高端,又是管理的基礎,關系著事業發展的高度和長度。範仲淹初購義田時,田產為1千畝,吳縣範氏家族登記在冊的人數也只有90口,盡管如此,他卻在義莊、義田的管理上煞費苦心,設計出了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可稱為科學決策和民主監督的管理機制。

  這種管理機制首先表現在管理人的產生上。管理人是行使義莊管理的人,一般由數人組成,他們掌握著義莊田產的收支分配權力,對這些重要職位,範仲淹在手訂“規矩”中規定:管理人須經家族各房(分支)公推共舉,然後由家族長老認可再遴選出來,以期讓正派、公道、有聲望者膺任其職。這種古老的民主式的選拔方式,確保了管理人的廣泛的家族群眾基礎和公認的社會聲望。範仲淹之後,盡管範氏義莊的規模不斷擴大,管理者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多,到清代乾隆時,已有莊正、莊副、主計、司事、委員、執役、保管等職位,但產生的途經多是初定時的規矩。

  其次表現在管理人的權力上。範氏義莊“規矩”載明,他們獨立行使義莊糧物的收支分配權力,不受他人幹擾。這就與他們後面承擔的責任形成了一一對應關系。

  再次表現在族人對管理人的權力監督上。範氏義莊“規矩”還載明,管理人的報酬取決於其工作的好壞,而其工作的好壞又取決於族人的評定,族人甚至有權告發管理人的不公正行為,交由全族人作出判斷,這對管理人的日常工作無疑具有很強的督促力。

  相應地,管理人對族人也有一定的監督權。比如對違反義莊規定的族人,管理人可通過與族中長老商議,視其違規的輕重,或削減其資助的額度,或取消其資助的資格,或將其送官交由官府法辦。

  最後,在義田的租種和買賣上,範氏義莊也體現出了很高的管理水平。為維護家族的團結,它規定族人不得租種義莊的田地,免得因田租發生爭執,有傷族內和氣;它還規定義莊不得購買族人自有的田地,免得致族人於貧困。

  這些舉措從根本上解決了義莊財產的管理問題,它是在傳統宗法血親的基礎上,依托道德評判的力量,而產生的近似於西方民主監督的機制,顯示了範仲淹在事業管理上的超人智慧。

  及時修訂管理制度是慈善事業保持活力的動因

  無規矩不成方圓。任何一項事業的建立和發展都離不開制度的保障,而任何一項制度的制訂都只是某個時代和特定環境的產物,只有及時反映時代和社會的變化情況,“隨事立規”,制度才具有保障的活力,事業才具有前進的動力。

  範氏義莊初設時,範仲淹為規範義莊的資助範圍,曾在手定“規矩”十三條中明確規定了收入支配的範圍和標準。主要的有:(一)宗族內部逐房計口給米,男女五歲以上每人每日白米一升,如支糙米,則每鬥折白米八升;(二)每人每年給冬衣布一匹,五歲以上十歲以下減半;(三)嫁女者給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娶婦給錢二十貫,再娶不支;(四)喪葬之事,尊長給錢二十五貫,次長十五貫,十九歲以下到七歲以上者分為三檔,分別給錢七貫、三貫、二貫;(五)子弟中有為官者,若在待選、丁憂或任川、廣、閩官而留家鄉裏者,照樣贍給米、錢;(六)鄉裏、外姻、親戚中有貧困、急難不能度日者,諸房商議核實,酌量濟助;(七)年成半熟,必當樁留三年以上糧儲,以備兇荒。

  從範仲淹所定的規矩來看,範氏義莊雖有個別條文涉及到濟貧扶困的地方,更多的則是惠及整個族人,奉行的是普遍福利的原則,這當然是範仲淹時代情況的反映,只是隨著歷史的變遷和社會動蕩的反復出現,這些條文已越來越顯示出其局限性來,需要隨時作出調整,範氏後人曾為此多次修訂、續訂“規矩”。僅範純仁(範仲淹的次子)兄弟時期,就有十續規矩之說:它們分別是熙寧六年(1073年)、元豐六年(1083年)、紹聖二年(1095年)二月、紹聖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寧五年(1106年)、大觀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也就是平均每四年左右即續訂一次。這些修訂、續訂涉及的內容或支持子弟參加科舉考試,或監督“掌管人”,或針對田產、倉房管理,或完善領取制度,或處罰虛報冒領人,條款非常詳細。

  元、明時期,雖然有關修訂範氏義莊“規矩”的資料欠缺,情況不明,但清代仍在適時修訂“規矩”的內容卻是有據可查的。乾隆時範氏《增訂廣義莊規矩》中特別強調了對貧病族人的照顧問題。“謹考先規,子孫不論貧富均沾義澤,遇有極貧,量加周贍,似可毋庸再益。但有貧病交加,實在不能自存者,允誼矜念,以廣先仁。每歲房支長報名,執事核實,每名給米1戶,稍資澶粥,極困者量加”。

  可見,即便在義莊運行六、七百年後,其“規矩”也仍在不時更新。由於是“隨事立規”的,因而義莊的“規矩”體現了很強的時代性和適應力,使義莊的贍族原則總是充滿著活力。

  主事者的道德人格魅力是慈善事業凝聚人心的精神旗幟

  慈善事業是一項捐財助人、克己待他、澤利眾生的博愛事業,它的成功運行離不開主事者,也就是組織者的號召力,特別是道德人格的號召力,只有那些道德高尚、人格完全者,才是引領慈善事業發展壯大的心靈航標,才是召喚眾人投身慈善事業的精神導師。

  範氏義莊能延綿八百年而不絕,能在朝代更叠、戰亂頻仍、天災連連中賡續傳承,不斷發展,與範仲淹及其子孫的道德人格力量,有著極大的關系。

  範仲淹的道德文章上文已作了簡介,《宋史》說:“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於此”。這可以說是對範仲淹的最好的,也是最精煉的點評,在家國同構的宗法社會裏,範仲淹在族中的聲望也就足以為範氏義田矗立起一座永久的精神豐碑了,難怪後來範氏家族要處罰族人、修訂義莊條款時,都需先在家族祠堂向範仲淹的靈位稟明,然後施行了。

  範仲淹的嫡系子孫後來接管了範氏義莊,他們秉承乃祖風範,大多飽讀詩書,也以自己的品行為族人所敬重,因而能一代一代地艱難卻又不懈地推行著義莊慈善事業。

  範仲淹生有四子,分別為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佑多病,早逝,純仁替代兄長,擔負起了承繼範家門風的責任。他兩度為相,官職超過父親,所獲的俸祿也多過父親,但他節儉不輸其翁,他把所得的大部都投進了義莊,義田因此由原來的一千畝增至三千畝。他對義莊付出的精力,在諸兄弟中也最多。《宋史》本傳雲:範純仁“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上文提到的“十訂”義莊“規矩”中,大多是在他的主持或參與下完成的。他品行高潔,心地善良。年輕時,父親有一次派他到吳縣收取五百斛的田租,回來到丹陽時遇見範家的至交石延年,石延年說他因父母亡故,無錢辦理喪事,已困在丹陽兩個多月。範純仁聽罷二話不說,即將自己所收的租子,全部送給石延年作喪葬費用,自己則單身騎馬回到家中。範仲淹知道後,對他十分嘉許。

  後來的範氏子孫也代有賢傑。兩宋之際,受戰亂的影響,範氏義莊遭到破壞,南宋寧宗慶元、嘉定年間,範仲淹五世孫範之柔和範良器等合力重整義莊,善加經營,又恢復了範莊原來的規模。明末範允臨、清初大同知府範瑤等都在義莊維護中發揮過領軍作用。可以說,是範仲淹及其子孫的人格魅力和擔當精神,才樹起了範氏義莊的精神柱石,才造就了範氏義莊八百余年屹立不倒的不朽傳奇。

  爭取政府的支持是民間慈善事業長盛不衰的合法途經

  在皇權控制一切的封建時代,離開了官府的支持,而想做大做久民間慈善事業,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事。範氏後人深諳這個中的“潛規則”,很好地利用了官府的力量,從而為義莊的生存發展爭取了合法空間。

  治平元年(1064年),也就是範氏義莊創立後的第十五年,有鑒於義莊管理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範純仁上書朝廷說:“今諸房子弟有不尊規矩的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子孫饑寒無依。”因此他請求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系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這一請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從此義莊規矩以朝廷指揮作尚方寶劍,取得了政治上的認同。範氏子孫視其為義莊大事,刻石於天平山白雲寺範仲淹祠堂之側以記其盛,以告誡“子子孫孫遵承勿替”。

  後來範之柔、範良器兄弟在重振義莊規模的過程中,也仿行範純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請求“特公布睿旨劄下平江府”,保證其修訂後的新規的執行,這一請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朝廷的支持使義莊獲得了諸多經濟上的和道義上的特權,比如賦役上的蠲免和禮節上的尊崇等,這種溢出於政治之外的效益是滋潤義莊順利發展的雨露陽光,義莊的長盛與此有著莫大(博客,微博)的關系。

  當然,從範氏義莊維系族眾、救濟貧窮、穩定社會的示範效應來看,政府也需要它的這種教化社會的功能,而且不論王朝姓氏如何更改,它們都需要義莊的這種超過時空的穩定作用,這就使得義莊能在政府的庇護下得以長存下來,發展下去。

  倡導主流價值觀是慈善事業影響社會的必然選擇

  慈善事業不僅僅是一項簡單的周貧濟困的工作,它還需要和社會之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以為自己贏得寬松適宜的發展氛圍,而要做到這一點,慈善工作所倡導的價值觀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和主流價值觀相合拍、相一致的價值觀念,才是慈善事業融入社會,進而影響社會的正確選擇。

  自漢代儒家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以來,“孝悌”、“仁義”、“忠信”等成為敦化人倫、和諧社會的基本準則,範氏義莊的設立,無論是當初範仲淹手定“規矩”實行普遍福利的主張,還是到清代乾隆時《主奉能滸增定規矩》中,提出“優老”、鼓勵守節的各項措施,它都將“孝”、“仁”、“忠”等觀念貫穿於慈善之中,使慈善事業無形中發揮著教化功能,踐行著社會主流價值觀,成為社會價值觀的風向標。

  正因如此,範氏義莊設立後,仿行者遍及江南。“蘇郡自宋範文正公建立義莊,六七百年間世家巨族踵其法而行者,指不勝屈”;“自明以來,代有仿行之(範氏義莊)者,而江以南尤盛。”有人統計這期間江南義莊的結果顯示:明代276年間,各地族田義莊的資料約有200宗,而宋元兩代400年間,僅有約70宗,到清代末年,僅蘇州府的義莊數即達到200多個,由此可見範氏義莊對整個社會風氣影響之大。

  積極的正面宣傳是贏得公眾信任、爭取公眾參與的必要手段

  無論是口耳相傳的原始傳播渠道,還是網絡電子時代的現代傳媒方式,一個共通的不爭的事實是,任何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必要的宣傳。慈善事業也是如此,積極的、正面的宣傳是它贏得公眾的信任、爭取公眾參與的必要手段。

  範氏義莊在宣傳方面主要借助了兩大途徑:

  一是皇帝題款賜譽。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獎賜當然是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譽,天下知聞。範氏義莊因有範仲淹這塊招牌,因而得到歷代統治者的獎賞,也就不難理解的了。這除了上文說到的宋英宗的禦批被刻石告知世人外,清代有多位皇帝也表示了對範氏義莊的推崇。康熙為義莊題寫了“濟世良相”匾額;乾隆六次巡遊江南,每次都去祭祀設在義莊內的文正公祠,還頒賜“學醇業廣”以示褒揚。這些刻石和題匾就像是天下最大的金字招牌,向世人昭示著範氏義莊的份量。

  二是文人以文傳聲。文人撰文來頌揚範氏義莊的,代不乏人,留傳至今的有北宋錢公輔的《義田記》,南寧樓鑰的《範氏復義宅記》,孫應時的《範氏義莊題名》、劉榘的《範氏義莊申嚴規式記》等。這些頗有影響的文人的文章刊出,無疑擴大了範氏義莊的知名度,也逐漸造就了範氏義莊為天下宗族義莊建設之典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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