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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寶良:2018經濟將平穩增長 建議人民幣適當貶值

2018-01-03 07:59:52 21世紀經濟報道 

  祝寶良(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

  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怎麽判斷?

  我認為我國潛在經濟增速仍然在下降。回顧2008年以來這一輪經濟增長,我國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實施刺激政策,推出4萬億經濟計劃,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一直到2010年下半年。從2009年一季度開始,經濟快速回升,經濟增速恢復到10%左右的水平,並在2010年一季度達到12%的季度高點,物價也明顯走高。從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中,我國貨幣政策開始了緊縮,加了5次利息,提高了12次準備金利率。經濟增速從2011年一季度的10%逐步回落,到2012年開始降到8%以下,盡管2012年我國又兩次小幅降低利率和存準率水平,但經濟增長速度仍一路下滑,工業品價格從2012年3月開始出現了連續54個月的負增長,而CPI基本上維持在1.4%-2.6%的水平。如果畫一條供給曲線,會發現我國的供給曲線在不斷往左邊移,說明我們的潛在增長動力已經下降。這幾年, GDP增速在 6.7%左右,CPI在2%左右。所以我判斷現在我國的潛在增長水平已經降到6.7%左右,還在以每年0.1%-0.2%的速度下降。

  我也計算了工業部門的產能水平和潛在增長水平,可以發現,2008年以來工業產能擴張很快,2012年以來有所減慢,但即使到2017年,潛在工業產出水平的增速仍接近8%-9%。盡管這幾年實際工業投資增長速度很慢,卻從來沒有出現過負值,這說明實際上我們的工業市場化出清很慢,也可以解釋為什麽我們工業品價格持續下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加快推動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脫困計劃,1998年到2000年,工業投資連續三年負增長,最低的時候負增長6%,市場很快出清。到2001年加入WTO後,我國工業投資又出現一輪快速增長。

  2017年組合政策顯效。在2008-2010年主動加杠桿後,從2012年開始,我國經濟增速逐步回落到8%以內,而杠桿率卻在被動增加。這一現象,引發了經濟學界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和政策的爭論,恰在這時國內啟動了研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經濟還可以在接下來的20年內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長,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速在十三五時期會下降到7%左右,還有的觀點認為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速會下降到6.5%以下。雖然國家先後在2013年年初提出我國處於“三期疊加”階段,2014年5月提出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2015年11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經濟增長速度的爭論對經濟政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對速度的追求沒有根本改變,通過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仍有很大的市場。2012年以來,我國的杠桿率在不斷地、被動性地上升。

  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清算銀行做了個影響很大的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的杠桿率超過180%,或者廣義信貸占GDP比重超過趨勢值的10%,三年內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是50%,五年內發生危機的概率是75%。從2012年開始,我國的這兩個指標均超過了這一標準,廣義信貸占GDP比重已經超過趨勢值的20%,國際社會對我國經濟發展也憂心忡忡,認為明斯基時刻可能到來,這影響了我國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2013年和2015年,我國也出現了流動性緊張、股災、資本外流等問題。但2016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局面,結構不斷優化,新興動能加快成長,金融風險得到局部釋放,宏觀杠桿率得到初步控制。

  宏觀經濟變化的理論解釋

  首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我認為2016年開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1997年朱镕基總理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有異曲同工之妙。2016年依靠行政手段,2017年依靠“環保、能耗、技術、質量、安全生產”等法制手段,提高了部分行業的產能利用率,限制了部分企業的生產,企業集中度得以提高。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6%,比上年同期提高3.5個百分點。企業,特別是上遊企業經濟效益明顯改善。疊加去產能引發的工業品價格由降轉升,2016年三季度到2017年上半年,我國進入加庫存周期,拉動了經濟回升。補短板和“放管服”不斷催生新動能,新誕生的企業較多,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占GDP的比重上升,2016年達到15%左右。

  其次,2015年以來實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動加杠桿,對投資形成了支撐。2014年年底到2015年8月,我國五次降息、五次降準,貨幣政策穩健偏松。同時,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專項建設基金、政府引導基金、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性住房貨幣化等手段,居民加杠桿買房子,推動了基建投資高位增長和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商品房銷售面積和房地產投資超預期增長。財政政策相當寬松,寬松到什麽程度?2014年底地方政府債務為15.4萬億。從2015年到2017年11月份,實際上公共產品的基建投資在38萬億左右,其中政府投資約7萬億,民間投資約8萬億,還剩23萬億是政府的或有債務,這樣基建穩住了,房地產投資也穩住了。

  再次,出口需求回暖。2016年下半年以來,美、日、歐盟等經濟體經濟復蘇動能增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際貿易逐步恢復,國際投資日趨活躍。全球市場需求好轉帶動我國出口由負轉正,中下遊工業企業生產增加,利潤改善。今年前三季度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負拉動0.4個百分點轉為正拉動0.2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好起來了,給了我們喘息機會,未來三年不用太擔心外需,我們有很好的時間窗口,千萬不要再錯過。如果這三年用好這個時間窗口,就可以用更大的力氣解決宏觀機制問題,微觀主體的信心也就提高了。

  經濟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

  經濟運行穩定性有所增強的同時,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等問題仍然存在,甚至還在不斷積累。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亂象、非法集資等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問題導致我國宏觀杠桿率高企,嚴重影響我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

  第一,杠桿率問題。從2012年開始,我國新增的名義GDP是不夠利息支出的,後者包含居民的付息、政府的付息和企業的付息。企業的投資就是靠信用貨幣投放,沒有能力進行自我擴大和再生產。與2017年相比,2018年的付息總額和新增GDP基本持平,總體杠桿率已經開始穩住了,但是居民的杠桿率卻有所上升。2016年和2017年主要是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產能,不是靠市場的優勝劣汰,行政和法律手段往往呈現“一窩蜂、力度大、影響強”的特征,引發生產和價格急劇波動,卻無法根治產能嚴重過剩的問題。同時國企改革滯後,僵屍企業難以退出市場,依靠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手段進行去產能的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十九大報告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講的是用市場化的辦法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果現在以行政和法制手段去產能的方式能夠順利轉向以市場化手段去產能,那麽中國經濟是沒問題的。

  第二,房地產問題。由於投機需求旺盛,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帶動了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大幅度飆升。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人民切身利益。房地產快速增長,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並帶來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影響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新市民群體購房無望,影響了我國人的城市化進程。高房價也導致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影響居民的其它消費。目前,房價會漲的預期依然高漲,導致現在的房價確實是處於“漲也漲不得,跌也跌不得”的境地。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以及影子銀行、理財風險和流動性風險等。

  2018年經濟形勢判斷

  從上面的分析看,2017年有四個“嚴”。

  一,金融的嚴監管。想去杠桿一定要控貨幣,貨幣要減到什麽程度?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之間怎麽協調?嚴監管導致的短期流動性風險還是會存在的。2017年一季度應該沒有問題,政府通過賣地獲得了不少收入,基建投資也不至於太快下滑,但是二季度政府將換屆,大家都在觀望金融監管的政策。

  二,房地產嚴調控。即使今年房地產長效機制出臺,短期內效果也難以體現,所以還得嚴調控。

  三,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嚴管控。50號文、87號文要嚴格執行。基建增速是要下降的,目前包括電力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是15.9%,不包括電力的增速是20%,增速非常高,這裏面有很多是形象工程。

  四,環境保護的嚴標準。

  “四嚴”所帶來的結果,2017年基建投資會下降,房地產投資會下降一點,但幅度不會太大。短期的流動性會有些波動,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環保的嚴監管使得部分環保成本內部化,要麽政府出錢做環保,要麽企業出錢做環保,這樣企業的生產成本會上升,一些產品的生產受到影響,價格會上漲。物價水平總體上升,名義GDP增長仍然較快,杠桿率基本穩定。

  從消費看,增長穩中有降。2017年的居民消費增長實際上是比較慢的,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消費增長率為什麽上升了?我認為,很重要原因是今年政府消費增長較快。2017年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增長9.7%,支出增長11.4%,財政預算支出對基建投資的增長不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資沒有上漲,所以政府支出中政府消費的增長比較快。我估算,財政支出中55%用於政府消費,20%用於公共服務投資,25%左右為工資支出,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大概在25%。2018年居民消費會較為穩定,而政府消費與財政政策有關,2018年財政收入增速會有所減慢,用於公共服務的投資增速會有所加快,因此政府消費支出增速會減慢。

  從出口看,二戰以後,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1.5倍左右,但是過去五年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一直比GDP要慢,這個應該怎麽解釋?我認為,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勞動力成本在生產成本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不管是水平分工還是垂直分工,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慢下來了。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有些國家開始再產業化,外包增速減慢,加工貿易增速減慢。分工的變化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貿易量增長速度有可能和GDP同步,甚至可能慢於GDP。當然,過去幾年世界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彈性比較小的商品需求拉動,這也會導致貿易增速下降。2017年,WTO預測全球貿易量大概增長3.6%,2018年盡管經濟增速比2017年高,但是貿易增長比去年低,大概在 3.2%。所以2018年出口不可能比2017年好,但還是正增長,凈出口對中國經濟還可能起正拉動作用。2017年,我國出口按美元計算是8%左右,2018年能到4%-5%就相當不錯了。這樣,如果我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做大的調整,今年的GDP增速預計在6.5%左右,同時價格方面CPI上漲至2%,PPI繼續上升但漲幅回落到3.5%左右。

  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

  現給出三點宏觀調控的政策建議,一,財政政策還要繼續擴張,特別是要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的發行額度,以保持必要的基建投資。二,貨幣政策要中性偏緊一點。三,人民幣匯率要適當貶值,同時嚴格加強資本管制,保證我國的貨幣政策獨立性更強一點。我國要用好美、日、歐經濟復蘇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機,對美元、歐元、日元幾個主要國家貨幣適當貶值,穩定我國的出口,保持經濟基本穩定,為國內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創造條件。

  未來幾年,對中國來講最大的挑戰是要把GDP穩在6.3%左右,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同時,要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把杠桿率控制住;此外,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要調節好穩增長、防風險、提質量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我認為需要有一個“三年計劃”,其中包含僵屍企業退出和債務處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處置、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管、金融機構註資和救助等方面的內容。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在2017年12月20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第二十五次月度例會的發言,經發言者審閱)(編輯 李靖雲)

(責任編輯:彭雙 HX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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