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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人口紅利消失 中國制造出路何在?

2018-01-13 10:56:40 華爾街見聞 

  13日,由《財經》(博客,微博)雜誌、《財經》智庫和佛山市總商會主辦的“2018中國制造論壇:全球制造業變局下的新產業革命”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表示: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必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提高效率的主要方式有:打破限制人才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尤其是要允許市場參與者自由退出,避免僵屍企業。

  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

  蔡昉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不只是勞動人口的減少。

  改革開放一開始到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15歲之前和60歲之後依賴型人口較為穩定,表明了中國至少在80年到2010年期間人口的變化、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一個不斷地有利於生產的,我們把它叫生產性的,意味著勞動力充足。

  第二個因素,由於新成長勞動力不斷地生出來,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成長勞動力,通過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的擴招,加快地改善你的勞動力存量,因此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實體經濟發展第二個因素來源。

  還有其他的來源,比如說因為你的勞動力是充足的,因為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而且是低的,因此你的資本積累水平就會不斷提高,同時資本回報率也會不斷提高,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有世界上幾乎最高的儲蓄率和幾乎世界上最高的投資回報率。

  過去生產率提高,很大部分是來自於各個產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勞動力在產業之間的重新配置,各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全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50%多,但還有40%多的貢獻來自於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只要不流動了,這部分的貢獻就沒有了,因此,這是我們過去的成就,也是未來的制約。這是我們如何實現的經濟增長。

  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人口到達了峰值,在那之後,就是負增長,每年以幾百萬的速度在負增長。負增長看上去是什麽問題呢?好像僅僅是勞動力短缺,但就像我前面說的人口紅利不僅表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相應的,人口紅利的消失也不僅僅表現在勞動力的數量上。勞動力短缺,工資提高太快了,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就造成了一個指標,叫做單位勞動成本的上升,這是企業面臨的成本上升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時候企業的財務人員跟老板說工資上漲太快了,這不是真實的,如果你工資上漲很快,你的勞動生產率還快於他的話,沒有關系,你還有競爭力,問題是你的工資上漲太快了,超過了你的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上升才是你真實的制約所在。

  如何找到新的生產率源泉?

  我們要轉向新的生產率源泉,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傳統的勞動力我們要保持從一產,從農村到城市,二產、三產的轉移,這是一個正的逆庫茲涅茨過程,中國還有潛力,這是必須要保持的,這點非常重要,而不是減慢它,更不是逆轉它。

  第二條,最終有中國農業勞動率比重比較低了,城鎮化可達到70%、80%,那個時候勞動力轉移規模確實沒有那麽大了,那時候的生產率來自於什麽地方呢?還有資源重新配置的余地。我們想一想,在一個產業內部,如果我們都是幹一個行業的,每家企業的生產率如果不一樣,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幹的是一樣,它的生產率比我低,為什麽它還存在呢?因為一定有人保護它,政府保護它或者銀行保護它,如果沒有這種保護,就意味著它的生產要素應該由我來做,它的市場應該讓給我。

  因此,我們通過自由的進入、退出、生存、死亡,這樣一個過程,是未來我們生產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我們也把它叫做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這是我們未來的增長率源泉。

  理解資源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就容易讓政府知道該抓什麽,對政府來說,首先就要允許資源配置,允許資源流動,生產要素流動,包括勞動率流動的政策建起來,要把這個壁壘拆除掉。十九大報告也講到了,要消除人才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弊端。

  第二,政府應該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這個政策環境既是要讓人們自由的進來,其實今天我們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自由的退出,因為沒有退出,沒有創造性破壞,就會有僵屍企業,就意味著有那些不生產產出的、沒有效率的還在使用你的生產要素,因此我們必須要退出。

  蔡昉演講全文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們會討論很多關於中國實體經濟、制造業發展的問題,遇到這種討論會,我就有點緊張,因為我自己不是研究制造業,也不是研究行業的,所以我得為自己做好合適的定位。

  從中國制造業、實體經濟發展的背景,我們處在什麽樣的一個發展階段,因為不同的制造業發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不同的增長潛力、有不同的比較優勢,也有不同的需要面臨克服的困難,所以我想借這個機會作為今天討論的一個背景,跟大家討論一下中國制造業過去跨越了哪些重要的障礙,得到如今的發展,今後必須跨越哪些重要的關口。

  應該說,黨的十九大在中國共產黨政治報告中給予實體經濟發展、制造業發展最高地位的一個報告,把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同時,我們也知道,今年是中國的改革開放40周年,孔子說四十不惑,不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簡單地講我們取得了什麽樣的成就,那是三十年的事。四十年不惑,是我們要從探索的路徑中總結一些一般性的理論,也就是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講到的,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形成中國的智慧,也可能是中國的方案。因此,我想今天在這兒利用這個機會探討中國實體經濟制造業發展。

  上面這張圖顯示了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制造業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這張圖是制造業名義出口總額的變化,總的來說是陡然的上升趨勢,近幾年有一些平緩,甚至有所下降。與此同時,制造業的發展不僅是量的,中國過去的四十年是增長的四十年,也是產業結構變化的四十年,中國制造業出口的結構顯示了出了相應的變化,傳統的出口比重在不斷地下降,新型產業,特別是先進現代制造業的比重在不斷提高,這都表明中國過去取得的成就,我們需要知道取得這樣的制造業的發展,而且它是一個開放的制造業發展,得到了國際市場認同的一個發展有哪些發展條件?我們知道這些條件,才知道我們今天面臨的挑戰和創造未來的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我閱讀了我們寫的佛山制造業的報告,寫的非常好,我也抓不到重點,但是我從中挑出來一些,叫佛山之問,一是問過去,以前我們為什麽能夠得到發展,中國有中國經濟發展的秘訣,有些條件比較好的地區,像特區、浦東,它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我們第一個問的,我想市長可能會問,佛山不是特區,也不是省會城市,也沒有得到明顯於其他城市的優惠政策,但是我們為什麽得到了制造業如此的發展。

  再一個“佛山之問”是問將來、問今天,也就是說現在佛山面臨著一些瓶頸的制約,其中最主要的是生產要素瓶頸,我們的土地潛力很小了,不可能靠土地再得到很大的紅利;我們的勞動力跟全國一樣,而且全國勞動力短缺,首先就是從珠三角開始的,所以全國勞動力短缺的趨勢繼續在發展,珠三角勞動力短缺肯定也是首當其衝的。同時,中小企業融資還仍然有困難,這個地方也不是高校科研機構集中的地方,未來轉向科技發展,生產力提高也有諸多的制約因素。

  因此,我們回答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就是回答中國未來實體經濟發展的問題,它就和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聯系在了一起。

  我們看過去,我們從上面這張圖可以看到陰影的部分,正好是改革開放一開始,70年代末、80年代初,截止到2010年,這段時間,我們看看人口的變化,上面在這個區間中一直在加快發展的人口群體是勞動年齡人口,就是15歲到60歲的這部分人口,他們是勞動力主要的組成部分,再加上勞動參與率的因素,他就是勞動力。

  下面這條線,基本上是穩定的,不增不減,就是15歲之前和60歲之後依賴型人口,這兩種人口,一個是穩定,一個是迅速的增長,迅速了剪刀差,表明了中國至少在80年到2010年期間人口的變化、年齡結構的變化是一個不斷地有利於生產的,我們把它叫生產性的,意味著勞動力充足,這是第一個因素,勞動力數量的充足。

  第二個因素,由於新成長勞動力不斷地生出來,每年都有大量的新成長勞動力,這個新鮮血液有什麽特點呢?因為我們改革開放初期正好處在教育快速發展的時期,我們通過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高校的擴招,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同時新成長勞動力不斷地湧入,它就會加快地改善你的勞動力存量,因此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實體經濟發展第二個因素來源。

  還有其他的來源,比如說因為你的勞動力是充足的,因為人口撫養比不斷下降,而且是低的,因此你的資本積累水平就會不斷提高,同時資本回報率也會不斷提高,有很多研究已經證明,改革開放時期,我們有世界上幾乎最高的儲蓄率和幾乎世界上最高的投資回報率,這還不夠,因為大多數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增長主要靠要素投入取得的,資本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但是缺少技術進步,缺少生產力的提高,其實不然,因為生產率是什麽,其中一個核心部分就是資源或者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在過去四十年裏最突出的特點是大規模的勞動力從生產率極低的,過去經濟學家叫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負數的農業轉移到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非農產業,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資源重新配置,就得到了一個效率,這個效率就是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勞動生產率,過去四十年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是非常快的,GDP總量提高了29倍,人均GDP提高了20倍,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了16.7倍,這也來自於勞動力的重新配置,這和人口是有關的。因此,當我們講人口紅利的時候,不是僅僅講勞動力數量,而是全面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實體經濟增長所有的要素來源和生產率的改善都和人口相關。

  下面這張圖分解了一下,過去四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可以看到資本貢獻部分最大,但也是因為我們投資回報率高和人口因素有關,然後是勞動數量的貢獻、人力資本的貢獻、生產力的貢獻,生產力的貢獻主要來自於勞動力的轉移,從一產向二產、三產轉移,實現了資源重新配置。這個因素我們把它叫做必要條件,沒有這些因素不可能取得高速經濟增長,因為你可以從過去的經濟停滯提高到一定的、合理的,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的經濟增長速度,但是為什麽我們在四十年裏面是高於幾乎所有的國家,至少是高於所有的大國,因為我們有人口紅利,所以這是一個必要的發展條件,但還要有充分的發展條件,沒有這個條件,我們做不到這點,而這個條件是什麽呢?就是改革和開放。

  改革和開放,首先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礙,允許生產要素流動起來,我們看到的是勞動力,90年代以後,特別是小平同誌南巡講話以後大規模的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還有大規模的人才從大城市、北方、北京這個政治中心流向了深圳特區、珠三角,這些都是資源重新配置,而能夠配置來自於制度障礙的拆除,這就是改革。

  同時,你通過制度障礙,把資源重新配置了,把勞動力潛在的人口紅利轉換成了經濟增長潛力,你能不能把這個潛在增長率實現為真實的增長率呢,你還需要有需求條件,這些條件通過改革、開放,我們獲得了世界市場,大家都說中國廉價產品把別人打的落花露水,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性,因為我們的勞動力就是充足,因此在相當長時間就是廉價的,所有這些因素,我們就知道過去四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非常合乎邏輯的,既有充分條件,又有必要條件,重要條件合並在一起,我們必然形成這樣的高速經濟增長。

  左上角的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城市的勞動力,這張圖顯示了城市勞動力在2010年之後已經是負增長了,已經在減少,但是仍然保持,還沒有嚴重到短缺的情況下,是因為上面那兩個組成的部分,就是農民工,有的被記錄在冊,有的是統計中遺漏的農民工,是他們保持了我們勞動力的穩定供給,因此勞動力流動的貢獻,至今仍然起著關鍵的作用。勞動力同時轉移出來,導致了下面這張圖顯示的農業勞動力的比重是逐漸下降的,目前只占全部勞動力的17-18%左右,也就是說勞動力轉移的潛力和過去相比,已經降到比較低了。

  過去生產率提高,很大部分是來自於各個產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勞動力在產業之間的重新配置,就像右下角那張圖所顯示的,各個產業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全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50%多,但還有40%多的貢獻來自於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只要不流動了,這部分的貢獻就沒有了,因此,這是我們過去的成就,也是未來的制約。這是我們如何實現的經濟增長。

  我們也知道,前面我所講的都是截止在2010年,2010年我們進行了人口普查,發現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人口到達了峰值,在那之後,就是負增長,每年以幾百萬的速度在負增長。負增長看上去是什麽問題呢?好像僅僅是勞動力短缺,但就像我前面說的人口紅利不僅表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相應的,人口紅利的消失也不僅僅表現在勞動力的數量上。從左上角的圖開始勞動力短缺,工資提高太快了,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就造成了一個指標,叫做單位勞動成本的上升,這是企業面臨的成本上升最主要的因素。有的時候企業的財務人員跟老板說工資上漲太快了,這不是真實的,如果你工資上漲很快,你的勞動生產率還快於他的話,沒有關系,你還有競爭力,問題是你的工資上漲太快了,超過了你的勞動生產率,單位勞動成本上升才是你真實的制約所在。

  下面這張圖,可以看到資本的投資回報率在這些年以來一直是迅速下降的,企業會看到過去我只要籌到錢,找到生產要素,我做什麽項目都掙錢,現在是我什麽要素都可以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有什麽項目可以賺到錢。

  再看右上面那張圖,可以看到每年新增的人力資本,就是教育的總量,教育體現在勞動力,總量已經在負增長,這個增長要素也不利於今後的實體經濟發展。

  右下角那個圖顯示出來,過去我們靠勞動力配置,指望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出來,但是藍色那條線顯示的是農村16歲到19歲青年人的數量,2014年這部分人口達到了最高點,之後它就是負增長的。這個負增長是什麽含義呢?就是說每年能夠進城的年青人越來越少,很自然,我們就會看到外出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已經從過去的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一點幾,過去兩年只有百分之零幾點,近乎零增長,這四張圖合在一起意味著人口紅利消失了,你不能只說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是人口紅利消失,轉化成這些因素了一定是人口紅利增長,一定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制約。

  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可能不知道原因在哪,特別是黨中央在作出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之前中央告訴你這是供給側的問題之前,很多人認為這是需求側的問題,是,需求不足,因此就需要刺激,就要調整結構,刺激的辦法是我多搞基礎設施建設,因此制造業比較優勢下降的同時,建築行業就轉過去了,還可以保持它的就業,與此同時,中國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第二產業比重太高,第三產業比重不夠,因此三產比重的上升,無論是產值的上升,還是勞動力比重的上升都被看作是一個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說本市產業結構調整取得了新的成績,三產提高了三個百分點,就是會這麽講的。

  事實上,大家看上面這張圖,那個圖表示什麽呢?是說真正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產業結構中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還是最高的,是最那邊的水平,後面是第三產業也好,建築業也好,當然農業更不用說了,生產率都是低於第二產業的,含義是什麽呢?如果你的產業結構變動的方向是退二進三、退一,或者回到建築業上面去,你發現的問題是什麽呢?勞動生產率是在下降的,你本來在這個發展階段上,我們說依靠傳統的生產要素積累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必須轉向生產率提高驅動,同時你調整的手段達到的目的都是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下降。因此,我們出的招和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是南轅北轍。

  從下面這張圖,也可以看到GDP增量裏面的產業構成已經在發生變化,因此,你看到不同的部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看上去好像產業結構越來越多樣化,但是你多出來的那些是生產率更低的部門,而減下去的那部分可能是生產率仍然比較高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目前我們出現了產業結構調整中的方向不明確,目的不明確的問題,如果一個地區,比如說佛山,能夠堅持實體經濟,堅持制造業,它的勞動生產率一定是高的,這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過程。

  我為什麽說叫逆庫茲涅茨過程,很多人說是從低端到高端,這個現象解釋的是所謂從低到高的轉變是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判斷你的產業結構是不是正確的方向,取決於你的生產率是不是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高的部門轉變,目前出現了逆庫茲涅茨的趨勢。

  大家簡單地說普遍勞動力是低端要素,我覺得這個看法是不對的,這個因素體現在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當中,中國的勞動農業勞動力比重在下降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目前跟我們同等收入的國家相比,比如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相比,我們仍然還沒有到位,並不是說我們產業轉移、勞動力轉移已經達到什麽高的水平了,我們仍然處在比較高的農業勞動力比重和比較低的城市化發展階段上,更不用說我們的城市化中還有戶籍人口城鎮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差別,很多人被城市化了,農民工被城鎮化了,但是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因此他們不像城市人一樣消費,也不能像城市人一樣積累人力資本。

  下面這張圖,我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模擬,這張圖是農民工的年齡結構,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來說農民工比城市有戶口的人來說要年輕一些,更有生產力一些,更多一些人口紅利。但是我們也看到了下面16歲到19歲的那部分人,農村的這部分人口已經處在負增長過程中,他們每年進到城市來,補充到這裏面的比重就不太高了,總的來說我們每年還能有三千多萬的16歲到19歲這部分進城,他們還要繼續讀書,沒有一個人說我還要繼承我的承包地,要麽畢業進城打工,要麽進到城市裏面讀書,還有幾百萬人進到城市來打工,每年外出勞動力增長的數字已經接近於零了,所以我們看不到這幾百萬進城,為什麽看不到呢?其實他們還是進來了,我們在數字上看不到是因為有很多人又返鄉了,返鄉的不是年輕的,是40歲以上的農民工,也就是灰色的那部分人,比如50%的人返鄉和幾百萬進城的人正好抵消的話就出現了今天的結果,就是勞動力城鎮化的停滯狀態。如果這個時候你不能善待外來人口,不能善待農民工,他的返鄉意願就會提高,從50%提高到60%、70%、80%,回去的人就會多於進城的人,進城的人是一個死的數,是由人口數量決定的,回去的人既是人口數量又是一個概率,又是一個意願,因此回去的人是一個可變的數,不好的政策,他就要回去。如果回去大於進城,意味著勞動力倒流,而勞動力的倒流意味著過去是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到生產率高的部門,現在變成了勞動力從生產率高的部門和地區向生產率低的部門和地區變化,因此它就是一個逆庫茲涅茨過程,這是不利於中國經濟增長,也不利於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表現,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問題,是中國實體經濟、制造業發展大的方向問題。

  因此,我們要轉向新的生產率源泉,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傳統的勞動力我們要保持從一產,從農村到城市,二產、三產的轉移,這是一個正的逆庫茲涅茨過程,中國還有潛力,這是必須要保持的,這點非常重要,而不是減慢它,更不是逆轉它,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最終有中國農業勞動率比重比較低了,城鎮化可達到70%、80%,那個時候勞動力轉移規模確實沒有那麽大了,那時候的生產率來自於什麽地方呢?還有資源重新配置的余地。我們想一想,在一個產業內部,如果我們都是幹一個行業的,每家企業的生產率如果不一樣,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幹的是一樣,它的生產率比我低,為什麽它還存在呢?因為一定有人保護它,政府保護它或者銀行保護它,如果沒有這種保護,就意味著它的生產要素應該由我來做,它的市場應該讓給我。因此,我們通過自由的進入、退出、生存、死亡,這樣一個過程,是未來我們生產率提高的主要來源,我們也把它叫做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這是我們未來的增長率源泉。

  這兩張圖一個是日本的情況,一個是中國的情況,當顯示出了當人口紅利消失之後傳統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源泉就會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人民習慣於用資本去替代勞動,用機器人替代活人,提高了資本勞動比,資本勞動比提高,同時通常會提高產出勞動比,占出勞動比就是勞動生產率,如果你的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太高,工資太高了,我沒辦法大規模地引進機器、機器人,同時政府對這些機器的投入有各種補貼,銀行也給寬松的政策,這個時候我的資本替代勞動的速度就會超過應該有的速度,這個時候它未必就提高勞動生產率了,因為這時候會遇到資本遞減的現象,僅僅用機器替代人來提高生產率是不可持續的,最好提高生產率的辦法應該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接下來進入結論的部分,我們應該給政府提出幾條政策建議,過去靠生產要素可以實現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知道我的抓手很明確,我就讓企業得到他們想要的要素,當然我也要改革,讓要素能夠流動起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幫企業得到這些要素,我招商引資,開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我批給大家土地,現在生產要素越來越緊缺,越來越要靠要素重新配置的時候,政府就會發現我不知道勁用在哪,我的抓手在哪,政府有這種難處,就像近幾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潛在增長率,地方政府抓不了把手,在黨的十九大第一次在政治報告中講到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麽一個學術性的名詞,很多政府仍然找不到把手。

  怎麽理解它呢?全要素生產率應該把它理解成還是資源配置效率,從歷史上看我們過去已經懂得了讓勞動力從一產轉移出來,就得到了一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當然是資源重新配置的結果,我們還沒有做的,但是在其他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已經在做的,就是讓企業要充分競爭,誰活不下去了,就要讓它退出,然後把它的生產要素轉給生產率更高的部門來做,這叫創造性破壞,它也是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這在發達國家裏面大概占到他們生產率提高的30-50%,來自於這種創造性破壞。

  再一個認識,全要素生產率就是資源重新配置的一個點,是說大家看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徑,但是技術進步從來不是我們會場中幾百人同時齊頭並進,沒有這麽回事,一定是有的人看到這個技術先機了,他就開始用了,用的過程中有人還用錯了,失敗了,市場就把它淘汰了,但是有人用對了,用對的結果就是他就要得到回報,回報的意思是我先用了技術,用對了,我就要把你們吃掉和排擠掉,把你們排擠掉,我就得到你們生產要素的使用權,意味著技術進步、技術應用也是資源重新配置的過程。

  因此,理解資源重新配置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核心就容易讓政府知道我該抓什麽,對政府來說,我首先就要允許資源配置,允許資源流動,生產要素流動,包括勞動率流動的政策建起來,要把這個壁壘拆除掉。十九大報告也講到了,要消除人才勞動力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弊端。

  我們測算了一下,如果進行戶籍制度改革,能夠提高非農產業的勞動參與率,提高資源重新配置,可以把我們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在藍色面積的地方上再提高兩步,你提高了多少勞動參與率,1%,就能提高1個百分點的全要素生產率,你增加了全要素生產率,就能夠提高一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這是政府應該做的一個事。

  政府應該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這個政策環境既是要讓人們自由的進來,其實今天我們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自由的退出,因為沒有退出,沒有創造性破壞,就會有僵屍企業,就意味著有那些不生產產出的、沒有效率的還在使用你的生產要素,因此我們必須要退出。

  這個地方,我想舉一個例子,好的政策條件,降低交易費率,對於資源重新配置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都知道美國減稅,他要把公司稅從35%一下子永久性的減到20%,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美國的公司稅現在35%,它實際交的水平就是20%,減稅還有什麽意義呢?有意義。今天它的稅率是35%,他允許企業拿出各種各樣的證據來證明你可以得到一定的抵扣,我故意留有這些空子要讓你合法地去鉆,因此企業要把我唯一的那點研究開發費用花在雇會計師上、避稅專家上,因此很自然,我把交易費用提高了,我一定會降低在技術創新上的投入。

  今天,我把35%的稅就減到20%,但是我不允許你找任何空子,你的精力騰出來了,我們動手比它早,但是沒有降低交易費率。我為什麽寫了任正非,我們在營改增的過程中是給企業減稅的機會,但是任正非自己就說我們沒有去做,我們算了可以得到一些減稅,但是沒有去要它,連這樣的大企業都沒有去利用,其他小企業就沒有這個實力,因此營造更好的政策環境是政府可以使力的第二個地方,同時它能夠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我的時間也到了,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婁在霞 H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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