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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營商環境助力內需潛力真正釋放

2018-05-15 21:42:41 中國經濟時報 

  主持人 周子勛

  4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中央在部署下一步經濟工作重點時提及“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保持宏觀經濟平穩運行”,其中重提“持續擴大內需”的說法引起了市場的廣泛關註。這是自2014年以來中央政治局會議再次提及“持續擴大內需”,重要性不言自明。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高度重視優化營商環境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講話,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加快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顯而易見,良好的營商環境有利於內需潛力的真正釋放。

  嘉賓

  董小君 原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蘇 劍 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周景彤 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

  擴大內需應向擴大高質量內需邁進

  中國經濟時報:近期,隨著中央再次提及“擴大內需”後,各地已經出臺一系列擴大內需政策,重點圍繞擴大進口和促進消費升級。在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擴大內需”的內涵?

  董小君: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提出的擴大內需相比,新常態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的擴大內需有著更為深刻的內涵。一方面指的是“結構性”擴大內需。結構性擴大內需,並不是籠統地擴大總需求,而是在傳統的“三駕馬車”的消費、投資這兩個領域中,有針對性地擴大某些領域和某些層面的內需,調整具有一定的結構性。比如消費領域,要擴大服務消費、中高端消費、綠色循環消費等內需;再如投資領域,要擴大民間投資需求、擴大中西部地區投資需求、擴大高新技術產業投資需求,等等。另一方面指的是擴大“高質量”內需。擴大高質量內需是和簡單地擴大數量層面的內需相對應的。當前,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相應地,擴大內需也應向擴大高質量內需邁進。促進消費向中高端、綠色、信息化等方向轉型升級,促進投資向制造業創新中心、智能制造、工業強基、綠色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方向傾斜,這是新時代擴大內需的應有之義。

  蘇劍:我認為,中央重提“擴大內需”與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存在一定的關系。貿易摩擦使得我國出口形勢惡化,且不確定性大幅度上升。在外需不穩的情況下,擴大內需就成為穩增長的必由之路。

  周景彤:供給和需求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沒有供給的需求和沒有需求的供給都是無效的。在出口和投資拉動型的增長中,境內的供給既滿足境內需求即投資和消費,也滿足境外需求即出口。在經濟發展較低階段,境內中低端的供給滿足的是境內外中低端的需求。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由於要素成本上升、比較優勢衰減以及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等原因,需求結構就會不斷向中高端攀升,這要求供給結構也由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正所謂新供給要滿足新需求,這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要義。如果出口增長減速、占比下降,必然需要內需(投資和消費)來彌補,否則新供給也會由於需求萎縮而萎縮,就談不上經濟增長。近年來,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加之中國外貿占全球比重已經相當高以及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此起彼伏,使得我國出口增長乏力且波動性很大。尤其是今年中美貿易摩擦急劇升溫,美國特朗普政府試圖從需求和供給兩端遏制我國出口、產業和經濟轉型升級。盡管最終影響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對中國經濟敲響了警鐘。需求上,不能太過依賴出口,還是要重視投資和消費兩個內需在穩定增長、促進升級和改善民生方面的重大意義;供給上,不能單靠他人的核心技術過日子,而要趁著過去幾年打下的基礎,不斷促進我國技術水平向國際前沿邁進。

  以結構性和高質量為抓手,著力擴大消費需求

  中國經濟時報:擴大內需包括擴大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那麽,應該從哪些方面著力擴大消費需求?

  董小君:針對“消費升級行動計劃”,應以結構性和高質量為抓手,著力擴大消費需求:一是改善財政支出結構。中國人民銀行2018年第一季度城鎮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傾向於更多儲蓄和投資的居民占比為75.2%,只有24.8%的居民傾向於更多消費;未來3個月準備增加支出的項目,教育、醫療保健和購房分列第二至第四位,這說明我國居民對於基本保障的信心尚有不足。政府的財政支出應更多向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傾斜,完善政府在基本公務服務方面的職能,確保居民擴大消費需求無後顧之憂。二是改善居民收入結構。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只有穩步改善收入結構,擴大內需的基礎才更加牢固。當前,我國居民收入來源基本是工資收入,因而穩步提高工資收入,使之與經濟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對同步,即提高收入是首選之策。同時,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拓寬居民的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和營業性收入等其他收入來源。三是改善消費主體結構。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居民消費傾向則真實反映消費意願。高收入者消費傾向低,低收入者消費傾向高,這兩類消費主體對消費的貢獻,都不如既有一定收入又有一定消費傾向的中等收入者高。因而,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通過提高個稅起征點、增加個稅抵扣等減稅措施,以及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社會保障措施,都有助於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消費需求。

  蘇劍:我認為,可以從中央強調的“註重引導預期,把加快調整結構與持續擴大內需結合起來”中來理解。

  第一,“結構調整”可能有兩層意思。從供給端看,意味著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是目前中國各方討論結構調整時考慮的主要方面;從需求端看,可能意味著內需內部結構的調整。如果是從擴大內需角度看的話,應該指的是內需內部結構的調整。這就可能意味著不走靠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而是要擴大消費需求。而這個也有現實可行性。一方面,當前我國消費需求快速上漲,已進入快速上漲的區間,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基礎。2017年最終消費支出拉動GDP增速上漲4.1%,較2013年上漲0.5個百分點;2018年一季度最終消費支出拉動GDP增速上漲5.3%,較2015年同期上漲0.8個百分點,可見,消費支出的快速上漲對經濟增速貢獻在持續增加。另一方面,靠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已不再好走。走出短缺經濟的中國,產能過剩是當前主要問題之一,其表現在於投資回報率低、企業投資意願不足,因此,擴大投資要麽很難,要麽難以保證投資質量。因此,“擴大內需”主要指的是擴大消費需求。

  第二,擴大消費需求要避開兩個誤區。一是擴大消費需求不等於零投資。我們說不走靠投資拉動經濟的老路,不等於不能投資,不能凡是新增投資項目都給斃掉。在消費升級的過程中,是需要配套的投資相支持的。比如新興的網絡消費就需要大量的互聯網通信方面的基礎設施建設;汽車消費本身也是居民消費升級的表現之一,同時也會進一步促進旅遊、餐飲等服務消費的增長,又對當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入產生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擴大內需不等於閉關鎖國,與外隔絕。即使跟美國出現貿易摩擦,還有其他國家可以擴大出口;而且跟美國的貿易摩擦也未必就是個死結,存在雙贏的可能性。另外,消費需求是種類豐富、琳瑯滿目的。面對當前蓬勃發展的消費需求,我們的供給端還存在結構性不足。在這種情況下,應該進一步開放市場,引入高端消費品以滿足國內多樣化的消費需求。近年來,海外代購就是在這種消費供需不匹配、開放程度不匹配的條件下滋生出來的產業。

  第三,擴大消費要著重考慮消費升級。隨著我國資本的積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當前我國居民已不僅僅滿足於物質消費了,開始追求所謂的“品質生活”。從當前畜肉價格的波動情況便可窺見一斑。近年來,豬肉價格持續下滑,通過整理中國畜牧業信息網的數據得出,2018年4月份,22個省區市平均豬肉價格為17.54元每千克,低於2010年2月份的17.56元每千克(上個豬周期的波谷價格)。截至2018年3月份,CPI中的豬肉價格已同比下降12%。與之相對,牛、羊肉的價格卻是逆向上漲的,2018年1—3月份,CPI中牛、羊肉價格分別同比增長3.1%、13.6%。豬、牛、羊肉價格相悖的走勢側面反映出居民消費結構、消費觀念的悄然變化。隨著收入的增長,居民在肉類的消費選擇上更加註重口感、養生,因而減少了高膽固醇的豬肉消費。

  周景彤:經過多年的調整,我國經濟增長動力已經實現主要由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協同拉動的切換。今天再言我國內需或消費需求不足,已不符合事實。當前,一個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是,我國擴大消費需求的邊界在哪兒?是像美國那樣走過度消費的路子,還是像英國那樣走過度保障的路子。可能這兩種模式都不是最理想的。最近,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就消費本身來說,近年來,我國消費領域出現的非物質化、個性化、智能化和綠色化特征十分明顯。這既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均GDP超過9000美元)的產物,符合消費結構升級的一般規律,也是我國未來擴大消費政策瞄準的方向。未來消費的重點應該包括教育文化、養老、醫療健康和網絡消費等新型消費以及汽車、住房、旅遊等傳統消費。

  優化營商環境就是優化供給側

  中國經濟時報:最近,國內已經掀起一輪優化營商環境、改善投資環境的浪潮。優化營商環境對擴大內需有何意義?

  董小君: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不斷優化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古典經濟學家薩伊曾提出,“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即著名的“薩伊定律”。這意味著擴大有效供給,其實也是在擴大需求。優化營商環境其實就是優化供給側,就是解放生產力、提高競爭力。供給側的生產力得到解放、競爭力得到提高,必然有益於擴大內需。具體來說,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優化營商環境有助於降低供給成本,增加生產者購置生產資料需求以及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需求。優化營商環境以“放管服”改革為抓手,不論是實施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還是“證照分離”,抑或“互聯網+政務服務”,都會直接或間接減少企業的經營成本,相對增加企業利潤,進而擴大企業下一步投資需求。同時,企業經營成本的降低,也將反映在產品或服務價格的下降上,一般來說,價格下降,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將增加。另一方面,優化營商環境有助於提高供給質量,增加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意願。企業無需在等待審批、應付吃拿卡要、接受多頭多層重復執法等非生產性領域耗費過多時間精力,就會更加專註於提高生產效率、優化生產流程、提升產品質量等方面,企業高質量的供給將能滿足消費者的高質量需求。

  蘇劍:擴大內需,說到底還是要靠自己的。供給側改革,改善、優化企業的營商環境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源頭。當前我國消費市場的主要問題就是過剩與短缺並存,低端產能過剩伴隨著高端產品供給不足。這也是導致當前低通脹率的同時,真實消費品增速並沒有出現相應的上漲的主要原因之一。消費增速的停滯不前不單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所致,更主要的是由於低端消費品產能過剩,受到抑制的高端消費難以在現有的統計數據中得到體現所致。

  我國營商環境仍具有極大的提升空間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營商環境存在哪些問題?

  董小君:世界銀行發布的《2018年營商環境報告》顯示,我國營商環境整體排名為世界第78位。該報告選取上海和北京作為樣本,而樣本地區的指標水平明顯優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說明我國營商環境仍具有極大的提升空間。一是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尚未完全樹立。近幾年,行政審批項目大大減少,也大幅度降低企業的稅費。但負面清單試點時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管理的部門主體過多、準入門檻偏高。一些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下行壓力較大的地方,時常出現營商環境較為惡劣的投訴,民營企業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二是政務服務的標準和規範尚需進一步完善。我國正處於邁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限於歷史因素,部分領域的法律法規尚需完善,政務服務的國家標準遠遠不能滿足當前規範和改善政務服務工作的需要。三是企業負擔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目前,增值稅抵扣規則過於復雜,出口退稅周期太長、責任主體不清晰,部分涉企收費細則不明晰,中小企業難以享受扶持政策。

  周景彤:綜合來看,當前我國的營商環境存在以下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國傳統競爭優勢減弱,各國引資競爭更加激烈。二是企業生產成本快速上升,削弱企業競爭力。三是金融供給與實體經濟需求不相匹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有待提升。四是政策執行不到位,政府職能轉變仍有待推進。五是政策制定的制度化、法制化程度有待提高。六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有待完善。

  深化“放管服”改革,優化營商環境

  中國經濟時報:怎樣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董小君: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需要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具體可從三個方面著力:一是不斷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大進步。在執行中,要正確把握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法定原則”,定期清理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對新技術、新業態實行“漸進原則”,不急於納入清單管理,給予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二是深化政務服務標準化的創新。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標準化工作,他強調指出:“加強標準化工作,實施標準化戰略,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長遠的意義。”推進政務服務標準化,是提升國家標準化水平的重要內容。當前,要對政務服務標準化試點項目開展深入調研,全面評估成績、經驗和問題。加快建立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等公共機構的信息標準、數據標準和統計標準體系。三是要減稅降費降低企業負擔。繼續完善增值稅制度,推動我國稅制由間接稅向直接稅轉變。繼續給予制造業企業、中小微企業稅收優惠。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標準。降低企業“五險一金”繳費比例,減輕企業社保負擔。四是全面深化對外開放新格局。正在推進的《中國制造2025》及其相關的政策措施,要全面落實“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原則,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加快建設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蘇劍:對於供需不匹配的問題,我們訴諸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關鍵之一就是改善、優化企業的營商環境。

  第一,以市場為導向,減少行政幹預。面對多樣化、靈活多變的消費需求,市場的反應更為迅速、靈敏,因此,應該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第二,政策穩定,不要左右搖擺。從政策目標、政策手段、政策力度等方面都要盡量保持穩定,尤其是財政、貨幣政策要穩定。否則,企業會因看不清方向,而惜金觀望。

  第三,註意引導市場預期,防控因擴內需引致的風險。這主要指的是防控資金流房地產、資本市場,加劇泡沫的形成。

  廣場協議後,日本為了擴大內需,采取了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結果導致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資本市場,最終以泡沫破滅、經濟下滑而告終。金融危機以後的美國,連續多年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並沒有使通脹率上升,而出現的卻是股指連續多年的持續上漲。與之類似,在擴大內需的進程中,勢必需要給予企業一定寬松的貨幣環境,但這就需要嚴密關註資金的流向問題,抑制資產泡沫的擴大。

  隨著我國告別短缺經濟,當前消費品市場的主要問題是傳統商品的產能過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對實體經濟的投資回報率相對較低。與之不同的是,投資品市場因為不存在均衡價格的制約問題,其泡沫很容易被吹大,投資者可能在短期內獲得較高的回報率。與新產品研發時間長、風險大、門檻高相比,金融、房地產市場資本回報率高、快、風險小,是資金流向的去處。這也是為什麽當前主流國家都存在低通脹率、高資本泡沫的原因。

  第四,營商環境不僅應該包括對企業合理經營行為的激勵,還應包括對企業不合理行為的約束和懲罰。這就要求加強反壟斷、反欺詐,同時加強對企業的產品質量、生產安全、環保設施和環保質量等方面的監管,尤其是加強食品、藥品的安全監管,確保生產安全和消費安全。

  周景彤:為進一步推動建立更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一是要加強法治化市場環境的建設,穩定市場主體預期。二是要借鑒國際營商環境評價體系,對標國際先進經驗,定位重點改革方向。三是要精準定位企業需求,主動提供及時、準確的服務措施。四是要多措並舉、長短結合,進一步著力降低實體經濟綜合成本。五是要立足實體經濟改善金融服務,加強現代金融環境建設。六是要加快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升社會誠信水平。七是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建立全面的營商環境指標體系。

  

(責任編輯:嶽權利 HN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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