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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們不太服氣 | 小巴問大頭

2018-10-11 07:26:39 和訊名家 

  今年的諾貝爾獎已經落下帷幕,小巴看了不少新聞,發現有兩個點大家尤其關註。

  第一個點是: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時,許多人表示很驚訝,因為他們的理論看上去並沒有特別創新之處。

  果真如此?小巴先來簡單介紹一下:

  先來說說保羅·羅默

  他可以說是諾貝爾獎“萬年陪跑者”,此前就有很多人預料他會得諾獎,甚至他所在大學曾經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宣布前幾天,就掛出了“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新聞發布會”的網頁,結果出了烏龍,他很不愉快。以至於今年他多次未接獲獎通知的電話,以為那是耍人的,接到後則又驚又喜。

  說到他的理論,當前最為主流的增長理論認為,貧窮國家會在短時間內追上富裕國家。但羅默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他認為,知識、技術和創新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所以,他提出的建議包括:政府要積極獎勵科技創新,多發放研發補貼,對知識產權進行保護。因為知識是無價的,不具備排他性,不必經歷邊際收益遞減。

  ?再說說威廉·諾德豪斯

  學過經濟學課程的同學應該記得他,他與薩繆爾森合著了經典教科書《經濟學》。他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氣候變化經濟學。

  當前,全球都面臨一個嚴重問題——氣候變暖,最主要的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為此,諾德豪斯給氣候變化算了筆經濟帳,他將“二氧化碳排放導致全球變暖”這一外部因素放進經濟體系內,形成了新的循環:經濟活動產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改變生態系統、生態系統再影響經濟活動,還提出了“二氧化碳征稅政策”。采用這個方法之後,以後大家就不會隨隨便便排放二氧化碳了,畢竟誰都不想多交錢。

  本屆諾貝爾獎第二個引發熱議的點是:日本人再次獲獎,這已經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日本獲得的第18個諾貝爾獎了,平均1年1個。要知道,2001年日本提出“未來50年要拿30個諾獎”時,還被狠狠嘲諷,而如今,居然已經實現了過半。

  想想中國至今依然未能獲得經濟學諾獎,小巴傷感地查了查數據發現:2016年度日本的政企總研發費用占GDP的比重為3.42%,在中國,這一數據在2016年為2.11%,2017年增至2.12%。

  這麽說來,經費投入的差別不算太大,那麽日本頻獲諾獎的秘訣在哪裏?中國的欠缺在哪兒?這次兩位美國經濟學家獲諾獎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對我們的經濟發展又有什麽啟發?我們來看看大頭的觀點。

  朱海就

  浙江工商大學教授

  經濟學諾獎頒給羅默和諾德豪斯

  是經濟學停滯的信號

  羅默最有價值的是他對數學濫用的批評。但他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是常識,不如奧地利學派說得清楚,而且有兩大問題:

  第一,羅默說知識的邊際報酬遞增,但這在企業家發揮能動作用的前提下才成立,他沒有充分考慮企業家精神這一變量。

  第二,缺乏對市場本質的基本認知,比如外部性問題。這個問題兩位經濟學諾獎得主都涉及了,一位是環境的外部性,另一位是知識的外部性。但他們認為外部性是“市場失靈”,需要消除“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差值”,這就為政府幹預提供了借口。

  除此之外,他們把簡單的思想復雜化,用數學的復雜程度來衡量經濟學水平高低;為了模型化,把更重要的,但不能數量化的因素排除了,這都是誤區。

  當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過多關註技術而忽視了制度,以權威刊物的“發表”來論英雄,缺乏對思想本身的判斷,反而成了經濟學倒退的信號。評委也都是在這個主流框架下被訓練出來的,他們的視野早已受限制,直接導致評獎機制失靈,無法評選出對人類有真正貢獻的經濟學家。

  經濟學界對社會的進步,也沒了推動作用,甚至成了阻礙,這很遺憾。不少高校經濟學院的教授沒有追求真理,而是表面假裝做科研,暗地裏靠權力做生意,從中獲資助。他們的產品並無太大價值,所謂高端期刊上的論文,最大的作用就是“排名”,給人一種“高水平”的感覺,猶如皇帝的新裝。

  另外,從獲獎的國家來看,基本上以發達國家居多。這是因為在西方自由社會中,科研人員有尊嚴、受尊重,能不受幹擾地長期投入自己熱愛的研究工作,而科研成果恰是長期投入的結果。

  這也是日本近些年頻頻獲獎的原因,它早已經決心向西方學習一切,包括自由的經濟體制。諾獎作為創造力的體現,是自由經濟的產物。另外,日本經濟已經達到西方水準,經濟發展對前沿的理論產生需求,當這種需求得到科研部門的響應時,就容易產生前沿的成果。

  總體而言,經濟學的知識生產體系需要一場革命。國有化的經濟學知識生產與教育體系是低效的,也是不公正的。它與權力高度結合,容易淪為權力的工具,不能提供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思想。它利用權力壟斷話語,是知識市場的敵人。市場化,私有化也必須在這一領域開啟。

  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中國學術研究容易變成爭奪資源的遊戲

  投入的經費並沒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近年來,日本本土科學家獲得諾獎,可以用“井噴”來形容。根據日本做法,我國近年來也通過增加科研經費以及推出人才計劃的方式,大力發展科學研究。

  然而,具體分析科研經費的使用,以及人才計劃的操作,我國卻和日本很不一樣。在日本各個大學的研究經費中,基礎研究一般都占主要部分,約為55%,所以日本大學的基礎研究都有保障。

  2017年數據顯示,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的比重僅為5.3%。基礎研究是那些不可能馬上見到經濟效益的研究,我國基礎研究的經費比重少,意味著更多的經費投入到應用研究,急於馬上產生經濟效益,導致科研人員的研究急功近利,難以潛心的做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礎研究。

  另外,針對日本科學家頻頻獲諾貝爾獎,日本社會沒有沾沾自喜,反而理性地分析,這都是上個世紀的成果,是那時日本重視科研投入,給科學家創造好的科研環境取得的。

  在我國科技界卻存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團和氣,缺乏批評質疑的科學精神,只取得一點點科研成就,就大肆宣傳。這在各類人才計劃中,表現十分突出。

  在我國,申請課題、入選計劃,需要經過審批,不論是研究人員本人,還是其所在機構,都把入選計劃、申請到課題作為最大成就,也就是說,只要申請到課題、入選計劃就已功成名就。這導致學術研究變為爭奪資源的遊戲,各種人才計劃導致學術頭銜、帽子滿天飛。“重視立項、入圍計劃,而輕視學術研究”,其結果是,投入的經費並沒有全部用到刀刃上。

  這是因為學術研究受到太多非學術的行政、利益因素幹擾的結果,不是根據學術標準、原則來評價學者的能力與貢獻,配置學術資源。很多國人就把獲獎作為一種身份,似乎獲獎之後,獲獎者就高人一等。而在美國大學,諾獎獲得者得到的特殊待遇,不過就是一個免費車位而已。

  要改變我國學術評價中存在的利益化問題,需要推進學術評價改革,要擺脫非學術的利益因素影響,要堅持推進學術同行評價,並引入國際專業評價。

  董潔林

  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兼職研究員

  諾貝爾獎並不能保證獲獎者是正確的

  特別是經濟學獎

  羅默教授從1986年開始構建了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通俗地說,模型的中心思想是“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越多、主意就越多,於是經濟就發展了”。

  羅默“內生增長模型”的一個關鍵優點是可以定性地解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人口、人均收入和科技成就同步快速增長的現象,於是得到了學界的熱烈響應,大量驗證工作紛紛發表,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還有很多人提出了對該模型的修正。

  雖然學界挺熱鬧,但羅默教授的模型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如果用科學思維來考慮一個理論的價值,一看其解釋歷史的能力,二看其預測未來的能力。當然,到目前為止,任何經濟學理論對未來的預測能力都很有限,如果能較好地解釋歷史就不錯了。

  於是,我和幾位同事在2014年和2015年也加入了求解人類歷史經濟增長之謎的學術遊戲。在2015年底,我們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技術和人口如何互動?基於1萬年數據的實證研究”,試圖用數據實證羅默等教授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假設:科技與人口到底是什麽關系。

  我們的研究表明,羅默教授的理論在長歷史時期並不對。社會是一個復雜系統,基於對科技創新史的大量研究,我認為試圖用一個簡單的決定性方程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與科技、人口及其他很多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是一條完全錯誤的道路。

  因此,我不得不說,諾貝爾獎委員會把2018年的經濟學獎頒給了一個錯誤的理論。然而,這對其他相關學者和學術界來說並非壞事,人們仍然有機會構建更好的經濟增長理論,並由此再度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

  盤和林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

  跨學科、跨門類融合是趨勢

  統籌多方面發展是本質保證

  首先,觀察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將多個新概念進行跨學科、跨門類融合是趨勢。

  傳統的經濟學已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中,變得越來越包容、豐富,福利經濟學、博弈論、行為金融學等,都已成為經濟學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個交叉學科之間的“化學反應”也讓經濟學獲得了更為深遠的發展。

  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思想指引:發展經濟不能過度依賴傳統的經濟學思想,需要將多個關聯方面統籌分析,頂層設計。

  其次,我國的經濟發展也可從今年這兩位獲獎者中獲得經驗與借鑒。

  諾德豪斯將經濟系統、生態系統整合在一個模型框架裏,這與我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理念不謀而合,對於我國當前產業結構改革,重塑生態系統也有重要作用。

  比如:傳統的制造業、重工業消耗大量煤炭、石油資源,產生大量的空氣汙染、粉塵,我國多個城市存在熱島效應,可以通過嘗試性地引入“碳排放稅”來促進節能減排;同時,應更理性地看待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諾德豪斯和托賓曾將資源利用成本因素從GDP中扣除,發現美國的經濟增長不及原增長速度的一半,數據觸目驚心。我們也可借鑒這樣一種評判GDP增長的模式,剝離資源因素,真正審視我國經濟發展的源動力。

  羅默發現了特殊的知識、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也從側面表明了各國經濟增長率不一致的原因。

  這一理論對我國當前打造科技創新型社會,塑造創新是第一生產力的理念有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大力投資教育和學術研究有利於經濟增長,而且該影響不會受到勞動力規模和生產工藝的限制。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和訊網立場。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責任編輯: HN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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